六十多年前，浙江诸暨枫桥镇创造了“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就地化解矛盾，坚持矛盾不上交”的“枫桥经验”。
1963年11月，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，要“各地仿效，经过试点，推广去做”。2003年11月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，要充分珍惜“枫桥经验”，大力推广“枫桥经验”，不断创新“枫桥经验”。
“枫桥经验”，从古越小镇走向祖国各地，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。
今年，时值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“枫桥经验”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“枫桥经验”15周年，由中央政法委、中共浙江省委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政论片《坚持发展“枫桥经验”——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》，将于11月12日(星期一)在央视一套晚上八点时段首播(每天一集，连播五天)；每集第二天晚上八点在央视十二套重播。
德国教授：你们靠什么？
1999年，国际犯罪学协会学术委员会主席，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汉斯·尤尔根·卡尔纳来到枫桥，进行有关预防犯罪的调查研究。
调研中他发现，枫桥10万多口人，只有十四五个民警，民警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五左右，刑事案件发案率只有万分之二点四。
而在德国，一个与枫桥镇同等规模的社区，警察数占区域人口的万分之二十三，刑事案件总量大概是万分之十一，是枫桥镇的近5倍。
要知道，1999年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，浙江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470美元，相当于德国的十八分之一，中国正处于刑事治安案件的高发期。
卡尔纳来教授非常感叹，他说我们那么多警察，才把刑事案件降到万分之十一点多，你们靠的是什么？就这么几个民警，他问：你忙的过来吗？
枫桥的干部回答他：我们靠的是群众。
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枫桥地区就已拉起了一张遍布各个村、各家企业的治安调解网络，有治安调解组织197个、治保人员294名，联防队1支，护村巡防队37支，24个暂住人口登记站和68个帮教小组，276名治安信息员像“触角”伸向每个角落，及时反馈各类治安和纠纷隐患。
在2003年“枫桥经验”诞生35周年纪念大会上，这套专群结合、群防群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上交”。
用篆刻克服“心瘾”
上海，一座国际化大都市，是现代与高效的代表。每天清晨，苏醒的城市被喧嚣填满，人们匆匆赶往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王晓明也不例外，每天他便会早早地来到“康健希望印社”练习篆刻，在这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不缺席。
方寸之间，金石生彩。这些精美的篆刻印章正是王晓明和同伴们日复一日打磨而出的，可谁能想到，这些篆刻爱好者们都曾是吸毒人员。
王晓明说：“当我第一次刻了第一道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。”
久而久之他慢慢喜欢上了篆刻，不会想别的东西也不会出去。这种对篆刻的“沉迷”对吸毒人员有很大帮助。
和王晓明一样，来这里的戒毒人员，几乎将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篆刻，克服“心瘾”。把对毒品的痴迷，转化为对艺术的追崇。
这套方法，正是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所开发的戒毒方式，对社区戒毒人员多年使用，三年戒断率已经达到了29.6%。而现在世界上，戒断率只有是10%左右，平均复吸率达到90%左右。
坚持发展“枫桥经验”，建立多元共治新格局，万千社会组织应运而生。它们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秩序、打造和谐民生的有生力量，助力基层平安建设的重要载体，弘扬社会文明的实力团队， 十八腔新闻，也日益成为党委政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助手。
祖国最西边的网格员
在中国，最小的社会治理单位叫网格。
它离人民群众的需求最近，所以老百姓叫它“天下第一格”。根据地域不同，网格可大可小，一般包括300户左右的居民和一定的区域范围。
在中国，网格员算是个全能职业，七大员八大员，最后就是这一员。
在边境线上，网格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护边员。护边员们在自己所在的巡逻管控责任网格内，一边放牧生产、一边巡逻执勤。他们既是普通农牧民，也是镇守边疆的卫士；他们既守护着自己的家园，也守卫着104公里的边境线。
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吉根乡，与北京同纬度，是祖国的最西端。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有着守边卫国的光荣传统，布茹玛汗·毛勒朵，就其中一员。她是新疆第一代护边员，一干就是50年，对冬古拉玛边境线的一草一木，就像自家的餐具一样熟悉。
1986年7月的一个早晨，布茹玛汗·毛勒朵在巡边的时候发现界碑位置被人动了手脚，跑了十多个小时的山路向乡里报信，又带着乡里的干部和部队官兵连夜赶到现场处理。
从那以后，她学会了在石头上刻“中国”，她把这些石头埋在边境线上。几十年来，经历了多少艰险，走了多少山路，刻了多少“中国”，她自己也说不清、记不得了。
她说，我就每天都刻石头，将来我不在了，这些石头替我继续守着祖国的边境线。
如今，布茹玛汗大妈的儿子、孙女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护边员，他们守护着自己的家园，捍卫着边疆的安宁。
“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”的枫桥经验，在新时代下的帕米尔高原上熠熠生辉。
幼儿园的三个安全隐患
浙江省，衢州市。这里的人们在雪亮工程应用之上，给城市装上了信息化“大脑”。
一个普通的下午，一所幼儿园即将放学，城市大脑的安全监控系统上，经过数据运算的预警信息不断地推送出来：
在孩子们放学的必经之路上，一个井盖出现异常情况。
距离学校两个街区，川流不息的马路上，发现一名脱离监护的精神障碍患者。
更为紧急的是，一辆满载危化品的车辆在10分钟前进入城区，系统发出警示，却并没有被驾驶员所注意。
距离孩子们放学的时间越来越近，风险指数却持续升温，在预警风险的同时，系统指令也分别推送向有关部门。
城管部门赶到事发地点，拉起警戒线，快速修复井盖故障，网格员会同周边民警找到潜在的危险人物，将其迅速劝离现场。交通警察在马路上设置关卡，对危险车辆进行拦截、并引导出安全圈。
城市的风险在无声无息中一一排除，无人知晓，城市在数据的不断处理中安全运行，孩子在父母的目光中，安然入睡。
他们可能感觉不到来自城市的守护，因为科技为老百姓致力创造的正是不受打扰的安全。
“平安”与“幸福”是人民群众永恒不变的内心期盼与现实追求，这也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时代命题。从安防到民用，从城市到乡村，用于平安建设的尖端科技守望着每一个家庭的祥和，每一个国民的平安。
在中国，未来正在为老百姓的平安幸福而来。
余村的三条村规
浙江安吉县余村。
傍晚时分，王月仙和姐妹们开始练习威风锣鼓，半个月后，村里的姑娘陈思思将举行婚礼，因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王月仙和姐妹们负责弄出一个更有味道的“响动”。
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“红事用鼓，白事用锣”，这是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村规民约刚刚补充的条款，用村规民约治村是余村的传家宝。
余村的事情余村老百姓说的算，不是几个村干部可以说的算，村干部只是民意的代表。
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，余村人靠山吃山，先后建起了石灰窑、水泥厂。红红火火的“石头经济”，让余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度达到300多万元，名列安吉各村之首。
但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，晚上看不见星星，也见不到月亮，村民们甚至不敢开窗户。环境破坏的恶果引发了深刻反思，余村党支部组织村民们充分讨论自己的产业方向选择，最后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，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关停矿山，走绿色发展道路。
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痛下决心，关停矿山和水泥厂，探寻绿色发展新模式，给予了高度评价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由此而生。
而今，余村境内的荷花山景区半天就有5万毛收入进账，一年仅漂流一项的营业收入就超过300万元。
余村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，大部分竹林的坡度都超过了三十度，竹子根系发达，比茶树更利于控制水土流失。于是，余村的村规民约规定，坡度三十度以上，禁止毁竹种茶。
尽管这里是安吉白茶的主要产地，但余村村民们自己喝的都是山上采的野茶。
从关停矿山、到禁止毁竹种茶、再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三条村规民约贯穿了余村的绿色发展之路。
基层社会中的法治包括成文法之治和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和践行，就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基层法治意识与法治共识，它包括村规民约。
德化宇内，法安天下，善治万民。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融合，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，是“枫桥经验”的时代精髓。
从最初的“放手发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”的典型，到维护治安稳定、推进平安建设的旗帜，到如今发展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，“枫桥经验”在建设平安中国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，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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